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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德裕是什么样的人唐朝最后的贤相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9:37:09 阅读: 来源:稀土硅酸盐保温涂料厂家

李德裕是什么样的人?唐朝最后的贤相

唐朝最后的贤相——李德裕。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。

李德裕(787——850年),字文饶,赵郡赞皇(今河北赞皇)人,唐代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战略家,牛李党争中李党领袖,中书侍郎李吉甫次子。

李德裕出身于赵郡李氏西祖房,早年以门荫入仕,历任校书郎、监察御史、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、浙西观察使、兵部侍郎、郑滑节度使、西川节度使、兵部尚书、中书侍郎、镇海节度使、淮南节度使等职。他历仕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四朝,一度入朝为相,但因党争倾轧,多次被排挤出京。

武宗继位后,李德裕拜相。他执政五年,外攘回纥、内平泽潞、裁汰冗官、制驭宦官,功绩显赫,被拜为太尉,封卫国公。武宗与李德裕的君臣相知也成为晚唐绝唱。宣宗继位后,李德裕因位高权重,五贬为崖州司户。大中三年十二月(850年1月)在崖州病逝。懿宗年间,追复官爵,加赠左仆射。

李德裕死后,历朝历代对他都评价甚高。李商隐在为《会昌一品集》作序时将其誉为“万古良相”,近代梁启超甚至将他与管仲、商鞅、诸葛亮、王安石、张居正并列,称他是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。

李德裕幼有壮志,苦心力学,尤精《汉书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穆宗即位之初,禁中书诏典册,多出其手。历任翰林学士、浙西观察使、西川节度使、兵部尚书、左仆射、并在唐代文宗大和七年(838年)和武宗开成五年(840年)两度为相。主政期间,重视边防,力主削弱藩镇,巩固中央集权,使晚唐内忧外患的局面得到暂时的安定。

会昌四年(844年),辅佐武宗讨伐擅袭泽潞节度使位的刘缜,平定泽、涟等五州。功成,加太尉赐封卫国公。

长期与李宗闵及牛僧儒为首的朋党斗争,后人称为牛李党争“牛李党争”延续40年。牛李党争最早可上溯唐宪宗时文饶父吉甫与牛等的矛盾。纵观史实,文饶执政功勋卓著,威震天下;844年牛党执政,无所作为,国势日弱。武宗即位,信用文饶,一扫朋党,内平河北藩镇,强藩觫手;外击破回纥,威震土蕃南诏。唐室几竟中兴。宣宗即位,嫉文饶威名,初贬荆南,次贬潮州。

大中二年(848年)再贬崖州(治所在今琼山区大林乡附近)司户,次年正月抵达。大中四年(850年)正月卒于贬所,终年63岁,逝后被封太尉,赠卫国公。李德裕在琼期间,著书立说,奖善嫉恶,备受海南人民敬仰,生前代表作有《会昌一品集》《左岸书城》《次柳氏旧闻》等。

才干卓异,力促“会昌中兴”

李德裕抨击科举,是因为他看到了科举的弊端:第一,当时的进士科考试,只考诗赋,而轻实务,造成一篇文章出来,看起来华丽得很,却并不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干;第二,“呈榜”的做法害死人,“呈榜”就是在放榜前,考官把可能及第的进士名单拿给宰相们一一过目,这样,宰相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私心掺杂进去;第三,进士同年之间、座主与门生之间的请托之风盛行,这种风气很容易造成朋党、腐败等流弊滋生。

虽然李德裕自视甚高,但从本质上来说,他并不反对科举取仕本身,而是反对这种制度的不完善所带来的弊病。因此,在唐文宗朝和唐武宗朝两度为相期间,他力推科举改革,要求停止诗赋,注重文章论议;禁止宰相提前探看榜文;限制座主与门生之间、同年与同年之间的私人交往。尽管说过高级官吏应由公卿子弟来担任的话,但他行动中却常有奖掖孤寒之举。正因为这样,才会有后来因他而起的“八百孤寒齐下泪”的轰动场面。

当代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,李德裕是晚唐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,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。他的才干不仅仅体现在科举改革上,更体现在平定边患、消除藩镇割据、抑制宦官专权、精简政府冗员、禁除佛教扩张等诸多方面,这些举措大都完成在唐武宗会昌年间,后人把他超迈于时代的文治武功所带来的崭新气象称为“会昌中兴”。

唐武宗李炎热是一个读书不多、但干事果决的皇帝,他在位时间不长,从公元840年即位,到公元846年三十三岁去世,前后才六年时间。他登基之初就任命李德裕为宰相,并充分信任他。几乎可以说,六年里,是李德裕成就了唐武宗,同时武宗也成就了此前并不得志的李德裕。他们共同配合的第一件大事就是,平定北方回鹘的边患。

回鹘又作回纥,是我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祖先,公元8世纪,这个民族在唐朝北边建立起了一个东起黑龙江上游、西至阿尔泰山的政权。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,回鹘与唐王朝的关系最为友好,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,回鹘曾两度派兵协助平叛。但就在唐武宗即位的公元840年,回鹘境内的黠戛斯部落攻破了回鹘,匆忙登位的乌介可汗奔逃到大唐边境,请求交换粮食。对于一个有功于唐朝的民族,李德裕认为应以仁义待之,唐武宗就借给了乌介可汗二万斛粮食。燃眉之急一朝得解,乌介可汗竟然带兵抢掠云朔之地。好在李德裕预料到了这种情况,在采取怀柔政策的同时,他没有忽视准备军事防御的第二着棋。通过利用回鹘内部人心不稳的弱点,他以分化瓦解的策略重创回鹘兵,从而使得北方边境重归安宁。

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的严重后果就是带来了藩镇割据,当时最厉害的是“河朔三镇”的割据势力,他们不向中央纳税,不接受朝廷命令,一切军、政、财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藩镇的节度使死了,其子或近亲继任,朝廷委任的新人根本插不进去。

“河朔三镇”的王国状态正愁无法解决,这时又出来个昭义镇跟着效仿。昭义镇管辖着今天山西、河北南部的大片地区,地势险要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,一旦割据势力形成气候,后果不堪设想。会昌三年(843年) ,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死去,他的侄儿刘稹企图接任。李德裕认为,解决藩镇割据的时机成熟了,他主张坚决讨伐,策略是,先承认“河朔三镇”节度使子孙世袭的惯例,以防止其与刘稹结成同盟,然后许以利益,联手“河朔三镇”的军队共同进击刘稹。这一着果然大见奇效,经过一年又一个月的围歼,刘稹被杀,昭义镇重新回到朝廷手中。

昭义镇的收复让唐武宗心花怒放,他加封李德裕为太尉、赵国公,食邑三千户。李德裕坚决推辞,在推脱不下的情况下,请求改赵国公为卫国公。唐武宗说:“恨无官赏卿耳!”那意思是:我只恨实在找不出更高的官位来赏赐给你了!

如果说平定内外叛乱显示了李德裕决胜千里的军事才能,那么抑制宦官、裁撤冗员和禁佛毁寺则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与果决。宦官专权乱政,是中唐后的一大毒瘤,以致于出现唐宪宗、唐敬宗两个皇帝被宦官活活弄死的情况。李德裕堪称这一时期对付宦官的旗手,他几经较量,终于把煊赫一时的权宦仇士良彻底扳倒。而面对日渐臃肿起来的政府机构,他又敢于冒着得罪一大批人的风险,痛下恨手,于会昌四年(844年),一次性裁撤多余官吏一千二百一十四名。

佛教在唐朝长期盛行,到了后期,寺庙、僧尼之多,简直可以用“泛滥”来形容。佛教的恶性膨胀,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消耗,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赋税和劳役的征调。对于禁佛这件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,武宗与李德裕的想法一拍即合。会昌五年(845年),一场席卷全国范围内的禁佛运动开始了。禁佛的结果,造成四万六千多所寺庙被拆毁,收回良田千万顷;使跻身空门的四十一万人还俗,从而让这些壮年劳力重新成为纳税户。唐朝的综合国力以此迅速得以提高,那时,一股中兴气象在唐王朝的天空中渐聚渐浓。

可是,这股气象最终没能来得及把天空点亮,熄灭这束光芒的,既有唐武宗的颓然早逝,也有李德裕深陷其中的“牛李党争”。

痛斥朋党,却陷“牛李党争”

李德裕曾与文宗、武宗两个皇帝纵论朋党。在他看来,历史上的奸邪小人串通一气,结党营私,祸害国家,就是朋党;而正直忠贞的大臣在一起共同为国家理政,即使交结,那也是志同道合,而不是朋党。

他对朋党深恶痛绝,并严加痛斥;当然,在他看来,他首先自己不是朋党,也永远不会成为朋党。

然而,历史却和他开了个玩笑,在已经定格的历史事件“牛李党争”中,他被认定为“李党”的领袖。

“牛李党争”从穆宗朝开始,历经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,一共五朝,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。“牛党”领袖是进士出身的牛僧孺。在晚唐的舞台上,两党交替掌权,文宗时期参差并用,武宗时期“李党”全盛,宣宗时期“牛党”最牛。一党上台,另一党就一概被贬斥外放,这样,在朝廷上进进出出,不知反复了多少个来回。四十年的纷争,消耗了包括李德裕在内的所有朋党成员们太多精力,也消耗了唐王朝仅有的一点气运。

对“牛李党争”的实质,史学家历来众说纷纭。有认为这是科举出身的“新兴阶级”与“魏晋以来的旧士族”之间的对立,有认为这是在对待藩镇或对外问题上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对立,有认为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,还有人认为,这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无原则的权力斗争罢了。究系怎样,至今未有定论,恐怕以后也难有定论。

李德裕与牛僧孺之间直接交锋的例子很多,这里仅各举一例。

文宗时,牛僧孺在朝为相,李德裕被外放西川节度使。西川与南诏、吐蕃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接壤,李德裕训练精锐兵卒,加强战备,震慑住了这两个一度挑起战乱的政权。大和五年(831年),吐蕃维州(治所在今四川理县)一个叫悉怛谋的副使献维州城表示向唐朝投降。维州本属唐朝管辖,后被吐蕃侵占。善待悉怛谋的来降,正可吸引更多少数民族的首领前来归服。可是,当李德裕把这个意图上奏朝廷后,牛僧孺却以与吐蕃有和约在先,要求李德裕将悉怛谋遣返吐蕃。其实,所谓的和约,吐蕃在吞并维州时就已经违背了。李德裕被迫把悉怛谋交还吐蕃,吐蕃当即把悉怛谋惨杀在边界上。这一事件不仅让李德裕感到终生遗憾,也使唐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笼上阴影。

等到武宗时李德裕当朝,在收复昭义镇之后,这位决断的宰相开始报复牛僧孺了。他向武宗进言,说当年牛僧孺为相,没有留住刘从谏在京城,致使他返回昭义镇,才酿成了后来的祸患。他接着派人到昭义镇去搜求刘从谏与牛僧孺之间的书信;没能搜着,又指使人作证,说刘从谏一看完牛僧孺的书信就马上烧掉。事情还没完,又有人出来作证,说牛僧孺听到刘稹败亡的消息时,居然发出了叹息之声。就这样,在牵强附会的罪证下,牛僧孺被一贬再贬,一直被贬到今天广东的惠州。

令李德裕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牛僧孺被贬后不久,他也得踏上远谪南方的路,而且他所去的地方,比牛僧孺还要远得多。

远谪海南,一代名相落幕

会昌六年(846年),就在李德裕雷厉风行禁佛毁寺、王朝国运初现曙光之时,年仅三十三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

唐武宗在位六年,但凡国家大事,几乎没有不听从宰相李德裕的安排,可只有在一件事上,无论李德裕怎么规劝,他都充耳不闻,这就是烧炼金丹,以求长生不老。

因吞服所谓仙丹而死的皇帝,唐武宗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最后一个,他的死,在中国帝王史上只是复制一个没有多少价值的笑柄,而对于李德裕来说,却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的结束。可是,那时,尽管他已年近六旬,他应该还不想就此结束。

或许,李德裕并不是一个善于玩弄政治手腕的人,否则他还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唐武宗死时,他根本不能走近皇帝的身边,宦官左右了一切。宦官们出来宣布,根据武宗遗诏,武宗的叔父即位。这位武宗叔父就是唐宣宗。

在唐宣宗看来,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,李德裕在旁,他就感到毛骨悚然。因此,在亲政的第二天,他就罢了李德裕的宰相,然后一路贬谪,直到两年后把他贬到海南的崖州。

李德裕往南走,南方的牛僧孺恰好往回返,对于“牛党”、“李党”来说,这种历史机缘,应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。在那个时代,一个人的得势、失势,有时并无道理可讲。在路上,李德裕有诗:“明朝便是南荒路,更上层楼望故关。”

我们几乎可以听到,李德裕在登楼眺望“故关”时的那一声长叹。长叹悠悠,涵盖了他的一生,也涵盖了晚唐的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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